翻譯的樂趣

思果谈翻译

近日，欣闻兰州大学法学院刘艺工教授主编的《外国法律史》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特此祝贺！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将外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相结合，从而使学生对于国外法制有一个系统完整的了解。

第二，选择外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进行论述，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第三，关注国外法学研究动态，注意吸收国内外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共分为三编：第一编古代法；第二编中世纪法；第三编近现代法。古代法部分，主要考察人类社会早期，即奴隶制时代的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制度和思想；中世纪法部分，主要考察中世纪欧洲的日耳曼法、基督教教会法、中世纪意大利法及罗马法的复兴和阿拉伯国家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学说；近现代法部分，主要考察近现代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欧盟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学说。

本书每章开头有本章提要，结尾有复习思考题，便于学习、理解和掌握。全书共14章，约40万字。

刘艺工，男，1962年生，山西原平人，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外国法制史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常务理事。1988年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法学院任教至今，曾赴西欧、北美、日本访问考察。发表法学论著70余种，主要有：《中西法律学说发展历程》(合著)、《比较侵权行为法》(主编)、《加拿大法律制度》(合译)、《加拿大民商法》(主编)、《外国法制史》(参编)、《外国宪法》(参编)等。

论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观

廖七一

摘    要：在长达30年的翻译研究中，谢天振教授从跨学科的视角介入翻译研究，创立了独到的译介学理论体系，将翻译文学置于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使翻译研究超越了“术”的层面而上升为一门显学。谢天振教授的学术思想中体现出的问题意识、“学”的意识和理论创新和建构意识，不仅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译学的进程和走向。

作者简介：廖七一（1950—），男，硕士，四川外语学院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1972年，霍姆斯（James Holmes）在《翻译研究名与实》中首先描述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内涵和研究领域，标志着翻译学学科的确立。相比之下，中国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虽然比较滞后，但目前也已经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2005年，中国第一个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开始招生，标志着国内翻译研究在体制上的重大突破。200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又获得“翻译学”学位点。2007年初，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简称MTI），首批15个院校得到授权。此外，全国有7所院校得到本科翻译专业的试办权（北外、上外、广外、西外、复旦、河北师大和浙江师大）；全国已成立翻译学院7个，翻译系5个，翻译研究中心超过40个，全国性翻译研究资料中心2个（北京外交学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翻译研究不仅成为跨学科的独立研究领域，而且被誉为“朝阳”学科。翻译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研究方法日益科学，研究模式更加多元，学术交流日渐频繁。

作为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参与者和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翻译文学、翻译学科建设中的突出贡献，特别是他在翻译研究中表现出的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建构意识，不仅影响了一大批译界同行和青年学者（特别是硕士生和博士生），推动了中国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译学的走向。

一、问人之所不问

谢天振教授在译学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1990年，中国现代意义的翻译研究还刚刚起步，少数学者开始零星地引进西方的翻译思想（主要还局限于翻译技巧的讨论），译界对翻译研究的性质认识还十分模糊；要么沉溺于信达雅的诠释与论争，要么斤斤于字当句对的转换。1991年，南木为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作序时，就对翻译研究是否是一门学科还持怀疑态度：“浅见以为，翻译这门事业是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和商榷之余地。理由简述如次。翻译同语言和数学近似，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而是人类用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把一些学科中研究翻译的各个边缘交叉部分统统都加起来，也并不足以成为认定这门学问就是一门独立科学的充足理由。”〔2〕（P51）南木的观点在当时带有普遍性，没有区别作为实践活动的翻译与作为学科的翻译研究，人们对今天译界十分熟悉的一些概念也觉得难以接受。南木虽然肯定西方翻译界的探索精神，但认为“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硕果累累，但也不免有欠妥之处。关于语言决定思想和世界观，翻译要不增、不减、不改，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等观点和比喻，以及‘同等效果’、‘同等反应’论等等，便值得商榷。”〔2〕（P52）上述观点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但是，由于当时国内译界对西方的翻译研究少有接触，认识非常粗浅，所以才会感到西方译论难以接受。

正当中国译学界少数学者尝试建立翻译学而又缺少理论建树的时候，谢天振教授从人们习以为常的问题，即翻译文学的地位在现代文学史中被边缘化的现象开始，对宏观翻译理论进行思考。他认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将翻译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给以专章论述”；然而，自1949年以后，在各种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里，翻译文学却不再享有这样的地位，它只是在字里行间被提及，没有专门的论述，当然更没有关于它的专门章节了。

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种大起大落现象，迄今未见有任何解释。也许，人们根本就否认有一个所谓的“翻译文学”的存在；也许，人们从来就不认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3〕（P56）

谢天振教授从比较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从人们认为“顺乎自然”的问题入手，开始对翻译文学的本质进行追问；并由此展开：“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学翻译存有一种偏见，总以为翻译只是一种纯技术性的语言文字符号的转换，只要懂一点外语，有一本外语辞典，任何人都能从事文学翻译。这种偏见同时还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文学家和翻译文学的看法：前者被鄙薄为‘翻译匠’，后者则被视作没有独立的自身价值。”〔4〕（P176）

我们不能不佩服谢天振教授当时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眼光。他不仅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拒绝从形而下的角度研究翻译，认为翻译文学不仅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应该有自身的重要地位，翻译文学“被赋予了新的形式，或新思想、新形象”，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原作难以代替的作用”。〔4〕（P178）不仅如此，谢天振教授还超越了当时译界的狭隘视野，发现了若干年后人们才接受的翻译的文化意义：翻译文学“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4〕（P179~180）他的研究超越了当时盛行的“有无之辩”（即有没有翻译理论、或翻译理论有无意义）与“中西之争”（即西方的翻译理论有无普适性，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翻译实际），给中国翻译研究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不少学者受到启发，看到了学科发展的方向。

纵观谢教授的研究成果，问题意识一直贯穿始终。如“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启迪与冲击———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境”、“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如何看待中西译论研究的差距———兼谈学术争鸣的学风和文风”、“论译学观念现代化”、“外国语言文学学位论文：用什么语言写作？”等等。方平教授曾高度赞赏谢教授的问题意识，认为这是“面向社会成见的挑战”，体现了作者“活跃的文思、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深入钻研的治学精神”。〔5〕（P9）方平教授认为，谢天振教授“为了真知灼见，具有敢于面对世俗之见的胆识。正是在这点上，作者使我尤为钦佩”。〔5〕（P10）谢天振教授问人之所不问、问人之不敢问，使译界从翻译技能的讨论转向翻译理论的探索，使译学从“术”上升到“学”的层面，推动了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

二、求翻译学之“学”

翻译研究是与翻译实践联系比较紧密的学科，再加上中国学界实用理性的传统，致使中国译学长期以来存在非常明显的实用和实践的倾向。强调翻译研究的实践性，强调翻译实践对理论概括的积极意义，无可厚非。但是，中国译学界似乎存在漠视甚至鄙视理论探讨和理论建设的倾向。谢天振教授对重翻译技巧和经验而轻理论概括、重“术”而轻“学”的倾向并不认同：

比较多的翻译界人士对近年来我国译学研究上取得的进展取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译学研究，或者说得更具体些，翻译的理论研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并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就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风气所及，甚至连一些相当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就这样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6〕（P2）

谢天振教授认为，这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上存在的三个误区所致。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译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到“信达雅”、“神似”、“化境”，几乎都是围绕“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6〕（P2~3）对翻译技巧的研究与探讨，对翻译经验的总结固然重要，但这不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全部。首先，翻译技巧的探讨与翻译经验的总结必须上升到理论层面，应该发现其中的规律；第二，理论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单纯语言转换层面”，而从“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6〕（P3）

第二个误区是对翻译理论实用主义的态度，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为凡是理论都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否则就被讥之为“脱离实际”，是无用的“空头理论”。〔6〕（P3）随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学科分工必然“日益精细”，必然会出现主要从事或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理论家不能兼作诗人、小说家，这很自然；就像诗人、小说家不能兼作理论家一样。同理，我们也不能强求翻译家能提出高深的翻译理论，或翻译理论家有高超的翻译实践水平。我们应该鼓励有兴趣、有抱负的学者从事翻译的理论研究，特别是纯理论的研究。

对翻译理论实用主义的态度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将学科领域局限于狭小的“怎么译”的范围，第二是“将理论的功能简单化”，认为“理论只有指导实践的功能”，或指导实践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与实践距离较远、或无法指导实践的理论就不算好的理论。其实，这样的认识在其他学科发展的初期也很常见。霍姆斯（J.Holmes）就曾指出，翻译研究可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的功能除了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之外，还具有描述翻译现象、解释和揭示翻译的规律和本质、预测翻译可能性的功能。〔7〕（P176）谢天振教授认为，既然翻译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我们就不能仅限于形而下的“术”的讨论，必须重视形而上的抽象，也就是关注翻译研究“学”的层面。

翻译研究第三个误区是国内翻译界习惯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而忽视翻译理论的“共通性”和普遍规律。翻译既然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必然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西方翻译研究近年来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探索翻译规范（translationalnorms）和翻译普遍性（translationaluniversals），强调从个体上升到整体、从局部上升到全球。坚持“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显然有悖于世界翻译研究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趋势。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片面强调“中国特色”和“自成体系”可能“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或是以‘自成体系’为借口，盲目自大自满，于是把经验之谈人为地拔高成所谓的理论，从而取代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探讨”。〔6〕（P4）其后果可能“过分突出国别译学的地位”而强化“民族偏见”。〔8〕

谢天振教授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全世界的翻译研究都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用巴恩斯通的观点来看，所有的那些研究“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罢了”。〔6〕（P5）这也是许多翻译理论家所谓的“前科学”（pre-scientific）阶段。其后，西方翻译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领域也大大扩展：包括从译作的发起人，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不仅讨论文本之间的等值关系与忠实，而且注意到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6〕（P4）还有一些学者“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6〕（P4）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谢天振教授强调翻译研究超越“术”的层面，高度关注理论建设，并非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谢天振教授不长于翻译实践才转向于理论研究（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影响他作为翻译理论家的地位）。谢教授是“文革”后第一批外语研究生，至今已经翻译上百万字的著作：《比较文学概论》、《当代名小说家译丛》、《狄更斯传》、《南美洲方式》，以及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多种，堪称译界“学”、“术”兼优的著名学者。然而，译学理论的建构和翻译学的发展要求一部分学者“尽快摆脱‘匠人之见’”而成为译学研究的“建筑大师”。〔9〕（P256）

三、创译介学之论

谢天振教授是国内译界少有的几位有理论创新的翻译理论家。不久以前，笔者在中国翻译学科发展报告中曾对当下译界的局限做过概括，认为中国翻译研究还存在四点不足：（1）学科体制有待完善；（2）对国外翻译理论的研究有待深入；（3）创新和学派意识有待加强；（4）研究方法有待更新。〔10〕（P49）其中第三点特别强调：“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译学界存在一种失语症，大多数成果局限于西方翻译理论的消费，即复制、验证和应用，缺少自主创新的理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不多。”〔10〕〔P10〕而谢天振教授在翻译研究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正是强烈的理论建构意识。

2004年，《中国翻译》刊发了一篇编者按语，称中国翻译研究面临的困境是“窄”与“薄”。“窄”主要指“研究的路子窄，体现在创新意识不够，走别人的老路，缺乏理论框架与体系的突破”；所谓“薄”则是“指理论底子薄，跨学科知识严重欠缺”，强调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突破”，认为“学术创新贵在有探索意识和勇气，选题没有魄力，没有创意，只求保险，学术建树就无从谈起”。〔11〕（P6）在编者按语之后刊发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谢天振教授的“论译学观念的现代化”。该文不仅是对学术创新的回应，而且是从研究观念上对译学发展进行论证，突出地表现出谢天振教授理论建构的学术意识。

谢天振教授认为，“翻译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了发生变化，翻译研究的内容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我们的译学观念却没有变化，我们的翻译研究者队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不少人的译学观念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以前”。〔12〕（P7~8）这显然不适应今天的翻译研究形势。从20世纪以来，西方的翻译研究出现了三个大的突破和两个划时代的转向。三大突破表现为从“怎么译”深入到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从文本到译文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的研究；将翻译置于“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语境中去审视”。也就是说：“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文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12〕（P8）

而两个转向即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和70年出现的文化转向。谢天振教授认为，翻译的文化语境也已经从口语交往阶段、文字翻译阶段发展到今天的文化翻译阶段。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翻译研究的走向，不了解世界范围译学的趋势与动态，“再不迅速实现译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向”，无疑会成为我国译学理论建设和翻译学科建设的“瓶颈口”，“势必阻滞中国译学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对我们整个翻译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12〕（P8）

如何实现译学观念的现代化呢？谢天振教授认为，首先应该“重估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的价值，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次是要有一批有独立译学理论意识，献身于中国译学学科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最后是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借助各种当代文化理论，调整、丰富和充实我们的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认识，推进翻译学科的发展。

可以看出，谢天振教授对译学研究的关注与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言，“并不局限于……语言转换的具体问题”，〔13〕（P2）而是始终把握和放眼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宏观走向，体现出建筑大师宏阔的气魄长远的眼光。在译学的草创和发展阶段，这种建构意识和探索勇气显得特别可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谢天振教授的建构意识并不仅仅表现于译学学科的宏大建构，或者说凌空蹈虚的议论之中，而且表现在脚踏实地的理论建构和学派创新的努力之中。他推出的译介学理论、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概念体系，堪称是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理论，在国内、港台和海外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称《译介学》在中国翻译研究中具有原创性绝非溢美之词。贾植芳教授就曾对该著作给予了积极肯定：

国内像《译介学》这样，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大量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评述，从而得出与文学史的编写、中外文化的交流等有直接关系的重大结论的著作，恐怕还没有过。《译介学》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处于学术的前沿，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也同样处于当前学术发展的前沿。《译介学》的出版，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新层面，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13〕（P4）

如果从现代译学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霍姆斯划时代的文献《翻译研究名与实》，我们会发现，翻译作品的接受、传播和影响似乎并没有在其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当然，我们不能苛求霍姆斯在30多年以前预见今天翻译研究的发展；但时至今日，“译介学”仍无法找到相应的英文术语，使谢天振教授面临杜撰术语“Mediotranslatolo－gy”的尴尬；西方至今仍然没有与译介学理论相关、较为系统和完整的专著问世。这一方面反映出开创一个崭新学术领域、建构全新的学派或理论所面临的艰难，同时也体现了谢天振教授开拓的勇气与建构意识。

一个理论体系的创立首先表现为术语体系的厘清与界定。谢天振教授认为，《译介学》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14〕（P1）

在新近出版的《译介学导论》中，谢天振教授阐述了译介学对翻译研究“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首先，译介学扩大并深化了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认识；其次，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肯定并提高了文学翻译的价值和文学翻译家的地位；第三，把翻译文学作为一个专门概念提出，并予于界定，论证了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第四，译介学对编写翻译文学史的思考展现了广阔的学术空间。〔15〕（P13~14）从眼下国内学者翻译研究的选题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此言不虚。许多学者从“创造性叛逆”、“文化误读”等术语体系中得到灵感、受到启发；这些术语已成为当前翻译界流通最为广泛、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术语之一。《译介学》也成为国内翻译研究参考最多的中文文献。笔者撰写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就从《译介学》中受益匪浅。〔16〕

近年来，谢天振教授积极引进西方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完善译介学理论；同时，他又在理论探索中有意识地应用与验证译介学的理论。翻译文学史的编写就是成功的尝试。众所周知，国内已经出版过不少的翻译文学史或文学翻译史，仅2005年就出版过4部翻译史和3位翻译家专论。但从整体上看，“翻译史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和史料意义”；〔10〕（P41）这也是翻译史编写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编者要么缺少宏观的理论框架，无法从浩瀚的史料中发现或概括出翻译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要么缺少对所涉及的史料有理论深度的梳理，某些翻译史几乎成了翻译事件流水账。谢天振教授认为：

以叙述文学翻译事件为主的“翻译文学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而是文学翻译史。文学翻译史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历史过程历时性的线索。而翻译文学史不仅注重历时性的翻译活动，更关注翻译事件发生的文化空间、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学文化目的，以及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的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翻译文学史将翻译文学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阐释文学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形态、达到某种文化目的的翻译上的处理以及翻译的效果等，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在特定时代的关系和意义。〔15〕（P162~163）

正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谢天振教授和查明建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17〕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这部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是对译介学理论系统的史学尝试，阐明了“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区别，分析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本土文学之间的关系、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化多元系统的关系，回答了翻译文学史的性质、学科地位和构成要素等基本问题。第二，翻译文学史成功地应用“线”与“面”相结合的编排方式，在客观描述翻译文学事件发展线索的同时，强调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接受、传播与影响。第三，承认和肯定了翻译家、文学社团和“披上了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的主体地位。第四，将翻译文学史“看成是一部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和文学影响史”。〔18〕（P86）这一尝试不仅体现出谢天振教授“独有的阐释学意识，史家理论上的‘前见’”，〔18〕（P85）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翻译史编写范例。

四、结语

纵观谢天振教授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始终站在中国当代译学研究的前沿，他敢于挑战传统（尽管也受到一些非议），问人之不能问；在翻译理论的宏观建构和学科发展中，他具有非常的胆识与勇气，而在理论探索和论证中，他体现出少有的敏锐与严密。他不仅是翻译家，同时又是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学科的规划大师。他不仅参与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积极策划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TI）的申报与建设，组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还积极组织两岸三地中华译学高层论坛以及推动中外翻译和比较文学的学术交往。他兼任多所著名大学的教授，通过讲学和学术报告，提高了一代译学研究者的理论素养与理论意识，促进了中国译学的健康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谢天振教授的研究与活动，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中国译学的进程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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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编者按语〔J〕.中国翻译，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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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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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耿强.史学观念与翻译文学史写作———兼评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J〕.中国比较文学，2007（2）.

《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